内容提要:体育历史学家很少关注现代体育比如足球运动如何从其发源地迁移至世界的其他文化。尽管现在公认足球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公学,但这项运动如何转变为现代德国足球和现代阿根廷足球却鲜为人知。运用跨文化迁移的模型,研究足球运动从英国公学到德国和阿根廷中学的迁移过程。足球运动的兴起和向世界各地的迁移和传播得益于教师和学生,因为足球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种新兴手段,可以取代强调纪律的传统教学方法。在足球运动中,纪律的训练并非来自教师等外部力量,而是来自对比赛规则的遵守。而且,足球运动鼓励队员通过团队合作取得胜利,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机制。将足球引入都市文化也是社会卫生保健的一大议题,许多足球运动的倡导者也参与了关于提升现代城市生活质量的社会改革讨论中。

足球运动无疑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然而,历史学家往往仅在国家的狭窄框架内孤立地研究足球的兴起,只关注国家文化和国家身份的构建[1]。尽管这种研究方法的确加深了人们对国家身份构建和体育在其中作用的理解,但它忽略了足球全球传播的原因和背景,以及足球如何融入当地(而非国家)文化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环境。

足球作为一种现代运动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公学。英国和非英国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将足球传入欧洲大陆和南美,而士兵和一些管理者则把足球带到了非洲和亚洲的英属殖民地[1-2]。在欧洲大陆和南美,足球的引进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学改革。足球作为一门教学科目可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足球很快就成为深受当地中学生欢迎的休闲运动。足球迁移之后便是这项运动的本土化,重塑足球的概念,将其内化成为阿根廷或德国国家身份的一部分。逐渐淡化足球的英国起源,重新构建阿根廷和德国足球起源的故事。20世纪,国际足球比赛让国家队之间相互对抗,比赛往往呈现出过于民族主义的色彩。比赛往往被描述成战争和国家荣誉。这种民族主义的氛围使足球失去了其跨国性质的本源,然而另一方面足球也在进行全球化发展,开展国际比赛,甚至创立了一些国际足球组织。

将足球历史限制在国家范围之内,忽视19世纪足球已经存在的跨文化迁移(当时足球已经将遥远的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伊顿公学联系起来)是人为地设置原本并不存在的界限。而且这种观点也将足球运动从19世纪后期学校改革和都市卫生运动的跨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其实当时足球只是这些改革的一个方面。本研究将从迁移理论而非文化比较的视角论述足球的故事[3-5],重点分析足球运动从英国公学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德国不伦瑞克的跨文化迁移;探究足球运动对于19世纪的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极具吸引力的原因;也将进一步探讨足球如何融入当地的城市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在阿根廷由经济状况确定,而在德国则依据政治立场界定。足球历史学家经常忽视一点,当时19世纪的社会分层十分固化,因而形成了这些亚文化。足球属于这些亚文化,而不属于国家甚至地区文化。在德国,社会主义足球文化与保守主义足球文化同时兴起。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将社会主义亚文化完全摧毁,这2种足球亚文化的分层才被彻底打破。

这里所讲的跨国历史观是与国家历史范式相对的概念[4,6]。不同于后者把历史看作是国家功能而仅有国别差异,跨国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世界性和全球性的项目(跨国不同于国际,前者的概念独立于国家之上,而后者则是基于国家存在,将国家视为人类关系与历史发展的组织原则[7])。跨文化迁移的概念基于一个基本观点,即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跨国历史学鼓励历史学家在研究和书写某个现象的历史时不再受到国家范围的局限,而是沿着现象本身去研究,不论最终抵达什么地方。我们记录的空间不应由各个国家想象出来的、人为树立的界限确定[8-9],而应由足球运动本身的迁移决定,因为正是足球运动创造了它自身的空间。在这个足球空间内,产生了不同的“足球省份”,其比赛的规则也在跨文化迁移的过程中不断修改[3]。不同省份的界限由各自的足球规则和行为确定。这些足球省份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想“吞并”周边的省份。它们通过制定几个地方通用的足球比赛规则,来吸引对方球队比赛。“跨省”比赛的欲望进一步促进了跨区或跨省足球比赛统一规则的制定。不过不能妄加推断,认为跨省比赛的必要性必然会导致国家足球空间和国际足球比赛的出现。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足球规则的标准化并未导致国家足球空间的产生,而是形成了由社会政治环境定义的足球空间,与国家空间并不一致。

过去30年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研究不同文化间的物质和非物质迁移。但是,历史学家往往仓促地使用一些术语如“复制”“影响”“模仿”等去描述这些文化迁移过程。许多历史学家喜欢用“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文化迁移,特别是“美国化”的概念[2,10]。然而,无论是“复制”或“模仿”这些术语,还是“传播”的概念,都无法诠释跨文化迁移过程的复杂性。他们误以为迁移只是单向的,错误地认为受体文化缺少动能,还误判迁移和融入到受体文化的产品与源文化的产品完全相同。这些理念无法解释现代世界的一大难题,即世界既变得越来越相似,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同[11-12]。

如果更深入细致地研究跨文化迁移,就会发现从一种文化迁移到另一种文化的现象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和转换。这种转变受到迁移者行为的影响,也源于受体文化的需求和期望。正是由于受体文化需要填补某一空白才产生了跨文化迁移。关于迁移一种常见的观点是认为源文化更加高级。然而,其实源文化除了提供迁移对象之外,在迁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小。迁移者往往来自于受体文化,只是与源文化有所关联。迁移对象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之后,为受体社会的社会成员所接纳。融入受体社会往往伴随着对迁移现象真正起源的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体文化的成员甚至逐渐相信该现象一直都是他们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3]。

足球的迁移与教育改革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教改并非来自政府和国家的命令,而是由教师和学生主动自发参与。足球跨文化迁移的主要参与者后来被他们各自的国家奉为足球运动的创始人。他们引进足球的故事被编成精彩的神话,写成伟大的传奇。在阿根廷,亚历山大·沃森·赫顿(1853-1936年)被视为阿根廷足球的创始人。赫顿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882年迁居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圣安德鲁斯学校的校长。这所中学主要面向居住在阿根廷的英国家庭。1884年赫顿创办了自己的英语学校,为那里日益壮大的英国群体服务[13-15]。

巴西引进足球的故事要更为复杂,既涉及英国人也涉及德国人。不过,大部分记录都把足球引进归功于查尔斯·米勒和奥斯卡·科克斯。查尔斯·威廉·米勒(1874-1953年)出生在巴西,父母是苏格兰和英格兰人,他在英国的南安普顿上学。1894年他回到祖国巴西,进入圣保罗铁路公司工作。当时他带了一只足球到圣保罗。奥斯卡·科克斯(1880-1931年)也是出生在巴西,父母是英国人,在瑞士洛桑上的中学。在洛桑他第一次体验了踢足球,因此在回到里约热内卢之后,他将这项运动带到了那里[15-17]。

一般认为将足球引进德国的人是康拉德·科赫(1846-1911年)。科赫1868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在不伦瑞克的马蒂诺-凯瑟琳中学任教,教授古典语言。据说就是在这里他将足球运动引入学校课程[18-19]。但是现在仍不清楚科赫当时通过何种渠道了解足球。他从未去过英国,也不曾在德国中部和南部城市比如斯图加特和德累斯顿的许多英国殖民地生活。对他的大学教育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哥廷根、柏林和莱比锡上过大学,专业是神学、拉丁语和希腊语语言学。他和英国文化和教育唯一的交集是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托马斯·阿诺德教学方法的论文。可能就是这篇论文激发了科赫将足球引入中学课程的兴趣[18]。

根据库尔特·霍夫迈斯特的研究,科赫对足球的了解源于阅读当时很多德国旅行家在英国的旅行日志。19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一批德国旅行家如J.A.福格特、卡尔·希勒布兰德、路德维希·维泽去英国旅行,带回了很多英国见闻,其中包括对英国教育系统的介绍[18,20-22]。但是,所谓科赫借鉴的这些旅行日志既没有对公学足球运动的详细描述,也没有提倡德国学习这项运动。维泽尤其表达了他对英国中学足球运动的极度失望。他甚至认为足球运动会导致腿部肌肉过于发达而使肌肉比例失调。为了提高年轻学生的健康水平,维泽建议将体操引入英国的中学课程体系,而不是把英国体育引进到德国中学[22]。

更有可能的是,科赫从他喜爱读的托马斯·休斯的《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一书中看到了对足球运动比较正面的描述。第一位将休斯一书翻译成德语的是恩斯特·瓦格纳[23],他也在1864年了撰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学校系统的论文[24]。然而,瓦格纳对于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维泽观点一致。瓦格纳对英国教育系统中的体育课程,持反对意见,他在书中引用了几位英国商人和企业家的话,他们称赞体操和军事演习才能更好地训练学生适应将来的工业生产,能够培养学生团结合作和遵守纪律的能力。根据瓦格纳的描述,这2点是英国商人非常看重的[24]。瓦格纳在翻译《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时加了很多注解,例如在著名的描写拉格比公学足球比赛的一章中,瓦格纳加了一个长注解解释他推测出的当地足球比赛的规则,而他误认为当时球员只能用脚踢球,一旦用手就会被罚下场[23]。

与科赫一样,米勒与科克斯出生和成长的家乡就是他们引进足球的地方。不过,他们虽然出生在巴西,但由于父母是从英格兰来到南美的移民,他们与英格兰仍有某种联系。而且,他们成长于英语语言和文化环境,并在欧洲接受教育。与从未出过国仅在家乡接受教育的科赫不同,米勒与科克斯都有在家乡以外的地方亲身接触足球的经历。米勒是在足球的发源地英国体验这项运动,而科克斯则目睹了足球从英国引入欧洲大陆的第一次文化迁移。因此米勒的引进工作是对足球运动的初次文化迁移,而科克斯将足球从洛桑带到里约热内卢则是对这项运动的2次迁移。

赫顿将足球引进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高中的故事和上面2国的文化迁移都有很大不同。与科赫、米勒和科克斯不同,赫顿没有出生在他引进足球的地方,即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苏格兰长大,大学毕业后移民到阿根廷并在此定居,一直在当地的英国中学教书。不过,他并不是将足球介绍给阿根廷本土居民,而是将足球引进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人聚居地。他的目标不是将足球引进阿根廷社会,而是引进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学校。

以上3个例子代表3种类型的文化接触:第1种类型的接触是通过阅读来自文化受体国家而非英国的旅行家的观察日志,日志中记录了英国的教育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迁移者与足球发源地没有直接的接触。第2种类型通过跨文化迁移者自身去国外学习发生文化接触。在这种情况中,迁移者或是有在足球发源地参与足球运动的一手经验,或是来到已经成功进行足球文化迁移的地方获得二手经验。第3种类型的接触形成于来自源文化的跨文化迁移者从源社会迁移至受体社会。虽然地点变化与迁移者的源文化身份通常会阻碍文化现象从一个社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但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反而会促进文化迁移。

足球来源于国外的事实,以及外国人参与足球引进的情况,不是被从历史中抹去,就是重新改编成本国发明足球的传说。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德国足球的英国源头就被康拉德·科赫隐藏,因为他认为这不利于足球在当时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德国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跨文化迁移者逐渐成为新传奇的主人公。他们成为各国体育的奠基人,也成为各国足球起源传说的主角。他们的故事有些还被拍成大众电影,例如拍摄于1950年庇隆时代的阿根廷电影《冠军学校》,还有拍摄于2011年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德国电影《梦想的课程》。

《冠军学校》反映了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对足球起源所作的民族主义刻板化的重新解读。这部电影制作于庇隆时代,旨在向阿根廷观众展示他们过去的光荣历史,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国家认同,提振民族信心。电影对原故事作了很大的改动,赫顿不再是一个英国的外来者,而是被设计成阿根廷国家进步的一个内部推动者。在电影中赫顿也不是独立行事,而是向阿根廷教育部长多明戈·萨米恩托(1868-1874年曾担任阿根廷国家总统)提交申请,请求允许他于1884年创建新中学,并将足球引进学校课程。萨米恩托同意了赫顿的请求,电影中一个标志性的场景是2人握手达成协议。这一合作将英国中学置于阿根廷学校系统中,赫顿的中学不再被视为英国学校系统在阿根廷的拓展,而是成为了第1所成功的阿根廷公学。

然后,发生了一个悲剧事件使得赫顿的学校前途未卜。在和圣安德鲁斯(赫顿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任职的第一所英国中学)足球队比赛时,一名英国学生不幸身亡。这导致英国学生纷纷离校,赫顿甚至一度考虑关闭学校。不过幸运的是,虽然被英国人遗弃,学校被一个叫迭戈·布朗的阿根廷人所拯救。他带来了一些拉美裔的孩子,他称之为“阿根廷之子”。而这些孩子的到来不仅让学校重整旗鼓,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英国中学足球队才能够保持10年霸主地位。电影将赫顿重新定位为新兴阿根廷国家的推动者,而他的学校收录了更多的阿根廷学生而不是英国学生,引领了阿根廷国家教育体系的建立。

德国电影《梦想的课程》拍摄于1950年阿根廷电影《冠军学校》61年之后,当时的社会对于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已经不太感兴趣,因此电影没有隐藏足球的英国起源,也没有回避在当时德意志帝国时代,英国的影响与中学里的民族主义氛围之间的冲突。故事围绕主角科赫展开,他被刻画为一位有反叛精神的教师,反对对学生使用体罚,主张让学生快乐地学习。科赫的身份被改编成一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英语教师,负责将现代语言介绍到不伦瑞克的中学。而足球则是他带到不伦瑞克的行李之一。

这些关于足球如何引入当地文化的故事往往从一开始就与本民族的(历史)故事相融合。足球的英国起源逐渐被人们淡忘。足球从英国到德国的跨文化迁移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民族历史和认同感逐渐在德国民众中扎根,外国理念则遭到抵触。因而足球被改编成纯粹德国的发明。科赫不得不在他的《古代和现代足球的历史》一书中强调足球不是一项英国的运动,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陆已经有足球运动出现。他说虽然没有国家可以声称自己发明了足球,但足球的确是来源于欧洲,德国在早期也参与了足球的发明。科赫意识到要确保足球运动在德国的成功必须要赢得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25]。掩盖足球的英国起源,将足球描绘成一项萌芽于德国民族的运动是一种跨文化迁移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现代社会的跨文化迁移多反映了人类经验之间的相互关联,早期的跨文化迁移者往往隐藏这种关联,因为当时民族壁垒分明,这样更有利于足球的跨文化迁移[3]。

为了将这项英国的运动德国化,科赫需要翻译,甚至重新创造这项运动的规则。他也创造了这项新运动的一套术语,最初是结合了英国拉格比公学的英式橄榄球规则与伊顿公学的足球规则,之后又采纳了马尔堡公学的规则,因为其是前两者的结合[26]。据他的同事奥古斯特·赫尔曼所说,科赫最初倾向于规则允许球员使用手来传球。但他的同事们则更支持踢球而非扔球,科赫最终让步,制定了比赛中禁止使用手的规则[27]。1875年科赫发布了不伦瑞克中学足球运动的首套正式规则。根据规则,该项运动初创时是一项冬季运动。学生在冬季每2周打一次比赛。球场两边各有一个球门,每队的目标是将球踢高过球门线 m高)。球员只能用脚踢球。只有当防守端球员将球回传给本队守门员时,才能用手碰球。科赫还引入了“越位”概念,规定一支球队的所有球员都必须在己方球门线和球之间。球员不允许站在球的前面。科赫还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打架和绊摔。每场比赛持续1 h,30 min后中场时2队交换场地。根据各队的得分决定比赛胜负,得分最高的球队赢得比赛。将球踢过球门线分。不伦瑞克的这项运动结合了拉格比公学的足球运动(球门的形状)与伊顿公学的足球运动(用脚踢球)的共同特征[19,28-29]。

为了把足球运动德国化,科赫试图将所有的项目术语从英语翻译成德语。例如,将球队翻译成Gespielschaft(一群朋友);队长则被译为Spielkaiser(游戏皇帝),反映了狂热的君主制和民族主义态度,但是这一翻译在当时的接受度可能不高,因为皇帝只能指国家元首一人;前卫被译成Markmann(边线区域的球员);越位被译成Abseits(球员位置前置);绊倒被译成Beinstellen(设置障碍的行为)。有些翻译很快流行起来,比如Abseits;而有些则被翻译了很多次直至找到一个公众能接受的译法,例如球门最初被翻译成Mal,是界限标记的意思,后来球门柱上加了网,就用Tor(门)一词替代。而Gespielschaft 一词让人过多联想到和谐与体操,因此后来被替换成Mannschaft(团队)一词。

虽然科赫与赫顿等人对推广各自国家的足球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足球规范、规则和团队的建立打下了关键基础,但是他们并不是足球跨文化迁移的唯一贡献者。科赫与其他人一同工作,这些人与他不同,他们有足球运动的一手知识。而且科赫与赫顿都不是当时向其他文化介绍足球运动的唯一教育家。工业化、贸易、航运和旅行都对足球的跨文化迁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德国很多城市涌现了一批英国移民区,比如卡尔斯鲁厄,巴登巴登,斯图加特,德累斯顿,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这些地方开始出现足球运动[1,30-31]。不过,足球运动大多只局限于这些英国社区内部,没有传播到周边社会。1892年当上拉格比足球协会主席的威廉·卡伊回忆道:“我记得当时许多英国学生每周都会来到内卡河谷踢足球,有些学生来自斯图加特公学,有些来自康斯塔特学校。”[31]

工业化促进了社会流动,许多英国的工人、工程师、矿工携家人去往世界各地,也将一些运动比如足球带到了别国。不过这些英国侨民对足球传播的贡献很有限,因为源文化对当地人很陌生,语言不通,规则也难以理解。只有像科赫那样将足球规则翻译成当地语言并把足球文化本地化,才有可能让受体文化成功接受足球运动。不过,足球的跨文化迁移不是只靠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一次完成,而是由源文化和受体文化中的多人多地多次共同完成,而且这项运动的多个版本——英式橄榄球和足球都得以引进。跨文化迁移首先发生在诸如斯图加特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人聚居地,然后扩散到周边社区。

即使忽略足球分多个时间点传入德国[32],仍然不能认为科赫单凭一己之力将足球带到不伦瑞克。他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比如他的岳父弗里德里希,教师同事奥古斯特·赫尔曼,以及多尔夫-赫勒公司的老板。1874年科赫与玛格丽特·韦克结婚。岳母在丈夫去世后再婚,嫁给了一位军医和社会改革家弗里德里希·雷克(1827-1878年)。雷克于1855年-1868年在军队服务期间,经常去英国旅行,也目睹了那里的球类运动[18,27,33-34]。是雷克让科赫注意到了足球,也是他鼓励科赫把足球引入学校的课程体系[18,26]。另外,是科赫的同事奥古斯特·赫尔曼(1835-1906年)将第一只足球带到了不伦瑞克,他自1864年一直是不伦瑞克中学的体操教师。赫尔曼的弟媳玛丽·托勒是不伦瑞克一所女校的校长,该校主要面向德国、英国和法国富裕家庭的女生。托勒经常去伦敦和巴黎招募新学生。她去伦敦的经历以及从伦敦带回来的学生似乎都促进了足球知识在不伦瑞克的传播。赫尔曼还让这些英国学生住在自己家中。在他为《体操与青少年运动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赫尔曼写道他对足球规则的了解来自一位住在他家的英国学生,当时这个学生收到了一只从英国寄来的足球[18-19]。

科赫也受益于生产足球和相关器具的多尔夫-赫勒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865年,总部在不伦瑞克,是德国北部第一家进口(自1883年)后来又自主生产足球的公司。公司的广告语是“为德国板球和足球事业服务”。至1887年,它已向不伦瑞克公国与德国北部和西部的297所学校和体操协会提供产品。科赫一直与这家公司保持良好互惠的关系。他的书和文章中经常刊登该公司的广告,而这些广告无论是与科赫所写的内容有关,还是作为独立广告,都会提及科赫制定的足球规则[18-19,35]。

也许科赫对足球跨文化迁移所做的贡献很有限,毕竟球是来自他的同事,灵感来源于他的岳父,而科赫本人从未去过英国。然而,科赫在整个迁移过程中仍起到关键作用。由于科赫著述不少,人们已经基本遗忘赫尔曼与雷克的贡献。不过科赫在书中肯定了雷克的重要性,他将《古代和现代的足球历史》一书献给雷克,并在书中提到是雷克启发他将足球引入不伦瑞克。尽管如此,还是科赫制定了足球规则并且将足球术语翻译成德语[26]。

与科赫不同,赫顿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亲身接触过足球。在跨文化迁移过程中他似乎也没有依赖其他人。相比科赫所做的工作是翻译和本地化足球,赫顿的迁移刚好相反。他并没有把足球规则翻译成西班牙语,因为他把足球当作用于英国学校学生的一件教学工具。最初足球运动只局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殖民地。1893年足球开始从赫顿的学校向其他英国学校传播。其他学校足球队的出现让赫顿萌生了创建阿根廷足球联赛的想法。不过这个联赛最初仅限英国学校和俱乐部的学生参加,以英语使用者为主[14-15]。

根据跨文化迁移的模型,迁移的发生机制是:当迁移者发现所在社会缺乏某种概念时,会从其他相对更高级的社会进行迁移。在威廉二世统治时代,足球对于德国的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时德国学校对学生体罚严重,足球可以成为教育的另一种手段。而且在都市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距离日渐疏远,足球运动可以使人释放压力,亲近自然。此外,足球还可以让学生学会竞争与合作,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显得尤为重要。

足球在德国的传播还有一个原因,德国体操当时面临的危机为足球的引进创造了机遇。德国体操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于19世纪初发展,当时的目的是增强德国民族认同感。之后阿道夫·施皮斯(1810-1858年)将体操作为一个课程科目引入学校教育。雅恩设置的体操活动强调和谐和秩序,施皮斯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自由体操”。自由体操不需要任何器械,例如齐步走。学校体操组织性强,逐渐形成半军事化风格,没有个人主动性或自由发展的空间。学生每天被迫列阵齐步走或者列阵进行体操练习。可以想象这样的活动对年轻学生缺乏吸引力。雷克就极为批判不伦瑞克学校里的体操练习,他警告年轻人在服兵役之前不要做过多的军事练习和纪律训练[19,32,36]。

在体操逐渐丧失对大众的吸引力后,雷克引入体育来代替体力操练。足球之类的体育比赛相比体操有很多优势,比如包含竞争,而且目标就是要赢得比赛,而体操则缺乏这些要素。足球比赛的胜负也很明确,只要公布双方进球个数即可。比赛这种新形式大受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在比赛中拥有自由和自主权,而且还能与队友团结合作。足球也能教育学生遵守纪律,而且不是以教师强制的方式,而是通过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和全队共同努力击败对手学会自律。学生不是被迫踢球,而是自主决定要团结努力赢得胜利[37]。

体操可能适合强调个人融入集体的民族主义时代。体操运动员的每个动作都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并且和别人完全一致。而足球比赛则不同,反映了强调竞争和胜利的资本主义秩序。这点对中产阶级企业家尤其有吸引力,他们把足球看作训练后代将来从事商业的良好机会。

诺伯特·埃利亚斯和埃里克·邓宁曾经对足球为何在现代社会成功做过解释,但是过于强化民众的重要性,对教育改革的背景关注不够,而且完全忽略了社会改革的背景[38-40]。这种解释存在缺陷,理论前提不足,而且国家框架过于狭窄。如果只是关注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足球的历史只能纵向按时间顺序解读。足球的历史往往从中学和大学开始讲述,然后追溯到足球俱乐部、组织和比赛的发展史。而教育者在文化迁移和足球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被极大边缘化[41]。

不同于纵向解读,跨文化迁移的横向研究方法则可以从横向视角揭示足球如何引入各个不同的社会,比较足球进入各种文化的不同背景和引入时间。这种方法能够反映教育改革对于足球引进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者在打造国家足球文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是科赫还是赫顿,这些欧洲大陆和南美的足球先驱都曾在教学或求学生涯中接触过足球。足球的引入与教育改革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教育改革与大英帝国领先的经济政治地位一同都是足球全球化传播的前提。

教育改革的先驱是拉格比公学的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年)。英国的公学最早是一些慈善家为穷人孩子上学创办的。但到了19世纪,公学已成为贵族和绅士的教育机构。英式橄榄球当时在这些学校中并不流行,因为贵族学生参与橄榄球运动的人数很少。公学里非常常见的还有“学长制度”,即高年级学生使唤和欺侮低年级学生。阿诺德在1828年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之后,开始着手改革“学长制度”,不过并不是将其取缔——因为不太可能根除,而是对其加以规范。他引入了间接领导制,学生领导代替校长行使权力。正是这种学生自治的管理理念吸引了欧洲大陆的很多教育家,科赫也是因此对阿诺德的教育改革以及体育运动在其中的作用产生兴趣。科赫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期间,写过一篇关于阿诺德与其教育理念的一篇论文,里面强调了学生自治和体育与智力活动平衡互补的理念[18]。

阿诺德废除了一些传统的贵族休闲活动,比如狩猎,射击和垂钓,因为这些活动虽然是学校长久以来的休闲传统,但是遭到了当地农民和居民的多次投诉。因而阿诺德需要找到一项新的活动来填补学生休闲的空白。阿诺德引进的新运动是当时已经在英国学生中流行起来的板球和足球。这些球类运动支持学生之间划分的等级系统,成为学生中新兴的休闲活动,也提供了新的学习机遇[38]。

不过,拉格比公学仍然寻求在公学教育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致力于创造一项独特的运动。于是教师和学生发明了现代足球运动,不同于以往英国城市和乡村里古老的足球形式。他们采用椭圆形球和H形球。1845年发布的《拉格比公学足球规则》是这项运动的第一部正式规则,其中强调了控球和传球的原则。规则还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参与这项运动。1862年的《拉格比公学足球规则》中规定球员只能用自己的身体触球,不允许使用球棒和球棍。为了与之抗衡,伊顿公学发展了另外一项运动,规定球员只能在停球或从在球后方时才能用手触球,不允许用手运球,扔球或击球[42]。英式橄榄球和英式足球由此诞生。

足球在英国、德国和阿根廷的引进本质上都与教育改革相关。另一个原因是,19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在此背景下兴起了都市卫生宣传。德国和阿根廷的城市人口剧增,与之相伴随的是城市居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疏离。许多城市居民从未离开过城市,过多时间都待在封闭空间(工厂、公寓、酒吧、学校等)。甚至德国体操也不再在室外练习,而是在特别建造的体操馆中进行。

足球即兴起于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需要,城市用于娱乐活动的空间趋于密闭,另一方面警察条例也限制了城市居民的活动。本地的城市条例逐渐都禁止了在城市街道中进行体育运动或游戏。例如,不伦瑞克市1872年的一条警察条例明确规定不准在城市的人行道扔球或进行其他各种运动。而在老城区外围的军事训练场上踢足球则可以释放城市居民的压力,满足他们在城市环境中参与运动比赛的愿望[28]。

足球首先是一种都市现象。在足球场出现的同时,现代城市也开始建造公园,为城市保留绿地,目的是为过度开发和人口过多的城市保留并再造自然。足球场与公园里的自然景观一样均为人造,先由城市规划师设计,再由景观建筑师建造,最后由园艺师维护。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形成了与现代城市拥挤的道路和狭小的空间不同的风景。在德国,反而是高度城市化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专门为足球运动建造了公共场地。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德国萨克森王国有117座城镇人口超过2 000人,其中有66座(56%)城市至少有一个足球场。而相比之下,巴伐利亚的144座城镇中只有40座(28%)有足球场[43]。

雷克曾写过城市卫生宣传与足球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他认为将足球引进不伦瑞克中学的课程体系只是更大的现代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他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比如都市生活环境导致的疾病,水质问题以及改善城市污水排放系统的必要性等[33]。他对足球的兴趣源于他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关心,也符合他想要改善城市人口生活环境的愿望。因此,将体育引入现代都市文化不仅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也响应了改善城市健康环境的诉求,并与现代社会跨国生活方式改革运动宣扬的内容一致。

如果仅从单一国家环境看足球的历史,还会忽略足球如何融入当时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德国,足球如何成为全国性休闲活动的故事都聚焦于将足球引入贵族中学,这些中学招收的学生一般来自中上层阶级家庭。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在两国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足球传统和足球文化:一种足球文化面向中上层阶级,另一种则植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在阿根廷,语言不同又加固了这种社会分层,英国人聚居地说英语的上层阶级与说西班牙语的劳动人民之间存在隔阂。

虽然足球最开始是引入精英学校,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学校和不伦瑞克的体操馆,这赋予足球一种贵族精英气质,但足球也吸引了很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无法进入贵族学校的穷人家庭的孩子就在城市街头踢球。由于在学校院墙之外且没有成人监管,这种足球通常比较粗暴而且缺乏规范。赢得比赛比公平竞争更重要,而且个人能力重于团队合作[14]。

足球——英国中学足球与西班牙街头足球——很快传遍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这项运动。整个城市和国家涌现了上百家俱乐部。精英中学创办的俱乐部想要主导新兴的足球文化,于1905年用西班牙语颁布具有约束力的足球规则,重整日趋西班牙化的阿根廷足球联盟。该协会自视为国家组织,试图垄断足球运动。它有严格的会员准入要求:1)每个俱乐部必须有自己的比赛场地,禁止在别的俱乐部场地比赛。2)每个俱乐部必须能够为主客队提供分别的更衣室和淋浴间等设施。这些要求对各俱乐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城市空间有限且地价昂贵。俱乐部或者不得不搬到郊外,或者扩充会员数量以便用收缴的会费购买场地[14-15]。

然而,精英足球俱乐部过于强调公平竞争,业余主义与享受比赛,甚至认为这些比赢得比赛更重要,这种价值观对于扩充会员和球迷数量非常不利。这种比赛对大众没有吸引力,更无法营造观众文化。观看这些英国俱乐部比赛的观众通常都会失望,因为球员没有渴望赢得胜利的激情。比赛非常友好,缺少对抗,球员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放松休闲,而非进行比赛。迫于需要购买土地,建造足球场和俱乐部设施的资金压力,这些精英俱乐部也开始转型,采纳了工人阶级俱乐部足球更具攻击性的特点。付费入场的观众期望很高,他们想看到一场双方都为胜利拼尽全力的激动人心的比赛。因此,业余主义逐渐被摒弃,或者通过一些手段规避,例如给人气高的球员提供额外补贴,比如住房和购物补贴等。精英足球与平民足球之间的差异就这样慢慢消失,到一战后足球俱乐部和国家足球联盟都已融合了英国和阿根廷的传统[14]。

与阿根廷足球社会分层很快消融不同,德国很长时间两种足球文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文化)一直共存并行,直到1933年纳粹摧毁了社会主义亚文化,社会主义足球俱乐部也随之消亡。德国这种分层存续时间较久的原因是其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它不是简单的社会分层,而是由于保守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排挤社会主义者参与政治生活,形成了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亚文化,包含一系列为其成员提供服务的协会和组织,比如客户与住房公司,互助医疗保险体系,成人教育协会,以及各种休闲活动协会[44-46]。

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足球俱乐部开始在德国很多城市兴起,比如柏林、不来梅与莱比锡。会员与球员基本都来自中上层阶级。大约有20年时间,足球一直是那些来自非常富裕家庭的中学生与大学生的运动。不过,即使足球代表资产阶级文化,这些学生的家长最初并不赞成他们踢足球。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于1868年创办的德国体操协会也反对足球运动,原因是足球来源于英国,缺乏德国品格。然而,这些并没有阻止年轻学生热爱足球运动,他们勇敢地挑战父辈框定的规范。1888年,莱比锡体操总会组建了一支足球队。莱比锡体操总会创立于1845年,隶属于德国体操协会。1889年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体操协会全体年会上,莱比锡足球队与伦敦俄里翁足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这样将足球介绍给了德国体操协会的所有成员。这次早期国际比赛推动了足球在保守派中的流行,也促使其他资产阶级体操协会中的运动员也开始组建足球队[19,26,47-48]。

其中一个组建足球队的德国体操协会地方分支在马格德堡。马格德堡足球队成功参加了色当年庆,该庆典于每年9月2日举行,为纪念1870年色当会战德国大胜法国而设。色当庆典聚集了协会以及德国社会最保守的圈子。将足球纳入该庆典帮助足球受到广泛认可,使其成为资产阶级和君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德国体操协会在几乎每座德国城市都成立了体育队分会。这些体操协会的分会逐渐成为独立的体育组织,比如1892年成立的莱比锡体育协会。最初这些体育协会很具包容性,涵盖从足球到网球各种球类项目。莱比锡体育协会于1896年修建了专门的足球场。而在这些众多的体育项目中,足球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运动[18,26]。

中上层阶级对足球的拥护使足球成为了一项资产阶级体育运动。而且足球强调竞争与获胜的理念也让社会主义领导者对其持保留态度,不确定足球是否适合年轻和年长的劳动人民参与。1893年为了对抗德国体操协会而成立了工人体操联合会,但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拒绝承认足球。不过,社会主义亚文化中年轻的工人与中上层阶级的学生对体操有相同的感受。然而社会主义领导者反对足球,认为足球是舶来品而且是精英文化,所以年轻的工人足球运动员不得不在工人体操联合会之外创建足球俱乐部。但是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球员可能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足球运动经常发生运动损伤,而只有工人体操联合会的会员才能享有医疗保险,这些工人球员由于在体制外不能享受任何医疗保险。转而加入资产阶级体操联合会是一个选择,但是很少人会这样做,因为工人与资产阶级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与政治鸿沟。而且资产阶级足球队能得到军事训练场地的使用权——不伦瑞克的第一届比赛就是在该市的练兵场举行,而没有特权的工人足球队只能在城外的开放草地进行比赛[44]。

工人体操联合会的领导原本打算通过严禁足球阻止其向体操渗透,但这一愿望最终落空,因为户外运动对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年轻人都太具吸引力。足球在年轻一代中越来越流行。足球的引进和传播似乎反映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出生的一代与成长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不附属于工人体操联合会的工人足球队越来越壮大,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工人体操的发展前途,这迫使该组织不得不改弦易辙。1912年工人体操联合会开始接纳足球,但是领导层规定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足球队不允许与德国体操协会的资产阶级足球队进行比赛。这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规定无疑给强调竞争的足球运动带来很大挑战[44]。

莱比锡市体育发展尤其迅速,在20世纪20年代一跃成为德国体育的中心。至1921年,该市拥有50个足球协会,25 000名足球会员,其中5 500名来自工人体操联合会,19 500名来自德国体操协会。2种亚文化的足球队各自独立发展,分别拥有不同的足球场、足球比赛和刊物。德国社会2种对立亚文化的分层导致形成了2种不同的足球文化,而这种现象直到1933年才结束,当时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工人足球队)都被纳粹摧毁[44,49]。

阿根廷与德国都曾有2种足球文化并存,阿根廷的足球文化由社会地位划分,而在德国则由意识形态决定。这种分隔在德国持续的时间比阿根廷长20年,因为德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长期根深蒂固的社会与政治隔阂。不过,阿根廷足球文化的分层也不仅是社会分层,还有语言的分层。相比2种足球文化在德国并存互不干扰,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足球则逐渐融入精英足球俱乐部文化中,将足球从一项贵族休闲活动变为吸引市民愿意付费观看的大众运动。

具备国家历史研究背景的历史学家经常会质疑为何不采用经典的国家历史研究方法,而要使用对历史学家要求更高的跨国研究方法。历史学家需要掌握至少两门语言和熟悉至少两国的历史。他们还指责说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容易失去研究基础,不同于国家历史研究有长期稳固的研究空间。批评家认为跨国历史研究会陷入跨区和跨国模糊概念的窠臼。然而,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反问如果历史叙事仅局限于国家范式会有何缺失,以及如果采纳跨国研究方法会得到哪些新的观点。

以上对足球的分析说明:当不再只关注足球在各国的变体或是足球对于加强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时会得到新的启迪。研究19世纪后半叶足球在各大洲的迁移可以打开新的视角。对足球的研究不再孤立于社会与文化变迁,而是被视作教育与社会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将学生从不健康的城市环境中解放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提升生活质量。足球场可以让社会改革家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尽管是人工建造的自然。

沿着足球全球跨文化迁移的路线可以绘制出全新的历史地图。不同于以往的地图只标出政治分界线,足球的跨文化迁移地图可以展现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对这项运动的接受和排斥情况。从这份地图中也可以看出足球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以及足球产生影响的范围。这些范围的边界与国家边界一样真实存在并建造形成。在足球创建的空间内,不同的颜色可以代表不同的传统以及不同程度的融合。跨文化历史显然不是没有空间的历史,相反总是会建造出国家或跨国空间。每个传播的理念会形成相应的体制,而理念的践行者则会界定并建构出与之对应的空间[6]。

致谢:本研究的灵感来自罗伯塔·沃伦斯编著的《幼儿园与文化:一种理念的全球化传播》[50]一书。沃伦斯书中写到的幼儿园理念在不同文化中的迁移让笔者深受启发,因此从2011年秋到2012年秋在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开设了三门博士系列课程,与跨大西洋历史专业方向的博士生一起研讨足球的跨文化迁移问题。这里也要感谢选这三门课的几名学生:布兰登·布莱克斯利,克里斯汀·伯顿,杰伊·戈尔丁,妮可·利奥波尔迪,伊莎贝尔·里斯普勒,鲁夫基·萨利希以及马修·斯佩特,他们不仅认真参与课堂讨论,还撰写了关于足球引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论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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